董乃斌是當今古典文學研究界一位卓有成就的學者🙅🏿♂️，在幾十年的治學之旅中，他始終以探索者的姿態不斷開拓🟩、不斷積累，從一個領域邁向另一個領域，從個案研究逐漸進入宏觀👌🏽、深層問題的探討🟧🧔♂️，並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形成鮮明的個性。
追求學術理論的自覺意識
早在1998年，《文學遺產》編輯部曾邀請陳尚君、趙昌平及董乃斌三位學者，就唐代文學研究展開交流對話。三位學者皆知名於古典文學界，且各具治學風貌🧑🏻🏭。董乃斌強調👨🏽🎨：“應十二分地致力於理性思辨能力和理論意識的自覺提高🛍️，努力於把一系列具體認識和具體結論上升為理論的建構。忽視理論🐜，甚至藐視理論，以為強調理論必然導致空疏，這是我們學術界的一個思維定式👨🏻🦳，古典文學界尤甚，如果不註意克服的話，到下一世紀，必將嚴重地影響學術水平的提高。”重視思想和理論，並不是要忽視文獻資料工作。相反，董乃斌形象地將資料考訂和理論思辨之於學術比喻為人之兩足、鳥之雙翼🧘🏽♂️，二者合則兩利，分則俱傷🏈🫱🏼。基於文化、歷史等原因🤡，古典文學界並不重視理論，董乃斌的疾呼是有針對性的✥。他認為，古典文學研究若想有大的作為🙏🏽，除了努力發現新材料，更關鍵的是致力於出思想、出理論🙂↔️，在現有研究基礎上使認識有所升華⟹👥。幾十年來，他多次提及這一觀點⛲️，並延續了這一思想。
從事學術研究📜，必然要探索事物的理由和根據、分析事物發生的因果、研求事物之間的內在關聯📸，其中哪一項都離不開理論思維。古典文學研究也是如此，即便是解讀一首詩、評判一篇文章🙋🏻♂️，都不能單憑粗疏的經驗，而需要對文學的質性👉🏽、價值的標準有所悟解🚑。理論水平決定了學術科研的寬度和高度🧙🏼，愛因斯坦曾說𓀀，理論決定了我們能觀察的視域，而恩格斯則將理論思維與民族的科研高度結合起來談，所謂“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，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”🙍🏽。凡此種種，都說明理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從而要求學者自覺提高理論素養🔰，努力構建盡可能完善的知識譜系。
基於理論意識的自覺，董乃斌在從事文學史的專題研究時，註意輸入學理🕵️♂️，融會新知🧑🏽🔬，並自覺反思自己的研究所采用、預設的技與道。在進行實證研究的同時，關註貫穿於文學史演變中的內在線索🌁🏄🏿，如：中國文學史是否存在著一以貫之並左右著文學發展規律的內在線索🍆；如果存在💿，又該如何來概括和表述等👊🚶♂️➡️。對文學史貫穿線的探索、梳理和概括，涉及對中國文學史真實面貌和發展規律的認識👩🏻⚕️，對中國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化根本特征、精神本質和民族特性的把握🕤，如果沒有深厚的理論涵養是難以措手的。
提出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理論
對極具理論色彩的問題進行研究，的確是一條艱辛而漫長的探索之旅✋🏿。至遲在20世紀90年代初🙏🏽，董乃斌便在李商隱、唐傳奇等專題研究，及中國文學史的撰著中觸及文學史貫穿線的問題。如其《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》一書⛽️，從文學與事的關系角度，創造性地拈出感事🧚🏼♂️🥝、詠事📸🚴🏽♂️、含事👨✈️、演事等術語，解答了小說如何成為一種獨立文體的問題。這一著作從客觀上論及了一個隱而未發的問題，即敘事的因素普泛地存在於各個階段🧖🏻✤、各種文體之中，敘事正是一個貫通性的因子🦟。經過積年探索，董乃斌又將敘事與文學史貫穿線問題結合起來，針對文學界偏重抒情傳統的狀況🚤，正式提出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的說法🗼，並於2012年推出新著《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》。
論旨雖然提煉出來了，但理論探索的艱辛還體現在如何論證上，泛泛之論無濟於事，照搬西方敘事理論，念誦“時間”、“空間”👷♂️、“視角”等詞語也難畢其功🎅🏼。董乃斌兼顧文論與創作🎅🏻，從縱橫兩個維度來構建敘事傳統🫰🏻。在文論方面，他不僅設專章，論述《文心雕龍》、《史通》中的敘事思想👨👦👦，還從鍾嶸《詩品序》中拈出“事感”說🤦🏼♂️，從劉熙載《藝概》中發掘出敘事傳統與抒情傳統思想。這些都是別出機杼的。在創作方面👼，他則基於文本分析🗜🧘🏼，深入解剖作品的構成，確立長期視而未見的敘事要素的位置🤾🏼♂️。如書中分析李商隱《無題》（“鳳尾香羅薄幾重”）為敘事性頗強的“事在詩內”之作，全詩刻畫一個待嫁女子的形象，講述了她的故事👨🏽🎓，猶如一篇短小說🧩。他的敘事傳統研究，一方面🧜🏻，從文字講起🧑💻，以確證敘事之源遠流長，貫穿古今；另一方面👷🏼♂️，考察各種文體，包括史傳💨、詩詞🤟🏼🧞♂️、樂府、散文、戲曲、小說💢，揭示敘事於其中，無不滲透🚎。
學界從敘事視角考察中國古代文學史，主要集中在小說方面，或大體以敘事文類為主🫃🏽。但要證成敘事傳統📱🧑🏿🦳，還要從抒情傳統，即詩歌與詩學中，考察敘事是否確實蘊含其中。於是，我們就看到了董乃斌關於古典詩歌的敘事分析，而這也成為《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》中的亮點。當然，敘事傳統的提出並非是對抒情傳統的顛覆或替代💇🏼，而是對文學史貫穿線認識問題的充實和更新⇒。關於敘事傳統與抒情傳統的關系，董乃斌也是實事求是，避免重蹈抒情傳統失於偏頗之覆轍，而持二者同源共生、互動互益的結論👐🏼🏍。
歷史，應作當下看💇🏿；而當下🗼，應從歷史看。歷史作當下看👗，才能尚友古人，知人論世🏄，才能看得親切🎐；當下從歷史看🍀，才能透過表層，去偽存真💇🏿，不致目迷金碧。阮元所謂“學術盛衰🤏🏽📏，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”，其用意正在於此🦡。試以一百多年的文學史研究為參照，便可見董乃斌的敘事傳統研究正悄然推動學術格局的新變📓。換個角度說，敘事傳統研究是可以推進文學史研究的🚣😓，從而也是催生學術新範式的積極因素。
在近年來的文學史研究中，我們可以察覺到，學者越來越多地談到敘事，有的直接以敘事為題旨，有的則在文章中貫穿敘事與抒情的思路🏌🏼♂️，這樣的研究不乏精彩之作🧛🏻♂️。董乃斌《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》的積極意義則在於灌註其中的學術思想是啟發式的，是開放性的🖐🏼，學者可循此進一步深化敘事傳統的研究🧝🏿♀️，激活敘事的學術潛能，也可以敘事傳統為視角來更新文學史研究，還可在敘事與抒情之旁另尋一傳統，甚至在敘事與抒情之上就中國文學🤦🏻♀️、文化的特性作出更具魅力的概括🧙。
【作者簡介】
董乃斌，1942年生於上海。196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，現為恒达平台終身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《恒达平台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主編🫳🏻，《文學評論》編委🚴🏿，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及李商隱研究會會長👩🏿🚒。主要代表作有《李商隱轉》、《李商隱的心靈世界》🛸、《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》、《流金歲月》、《中國文學史》、《文化紊流中的文學與文士》、《唐帝國的精神文明——民俗與文學》🦸♂️、《陋室之鳴》🦵🏼、《中國文學史學史》等。
